没有最无耻，只有更无耻...
文/清歌向暖
(资料图)
01
明神宗朱翊钧跟他爷爷世宗皇帝朱厚熜很像。
一是这祖孙俩在位时间都长，万历这个年号用了48年，嘉靖用了45年，稳居大明的头两把交椅；
二是这祖孙俩都不喜欢上朝，朱厚熜自从壬寅宫变之后就迁居西苑不住在宫里了；朱翊钧更甚，自从万历十四五年开始就不怎么出来见朝臣。
这一躺，就是三十多年。
其中的原因，一部分是因为朱翊钧的身体确实不太好，据上世纪50年代定陵发掘出的万历尸骨看，朱翊钧的一条腿长一条腿短，明显是个跛子；
万历皇帝开馆照片
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万历在册立太子等事和群臣们的关系闹的很僵，关系越僵就越不想上朝，越不想上朝就越被臣下讲究，越讲究关系就越僵，如此循环往复，最终走进了死胡同。
群臣上的奏疏，万历一般也是留中，特别紧急的批一批；外朝缺官了也不怎么补，内阁首辅赵志皋年纪大了，打报告辞官万历也不准，最后老头没办法了，直接自己跑回家了，万历也不问。
老子说：“最好的政府就是不干涉老百姓，甚至老百姓都不知道皇帝是谁。”
从某一方面来看，朱翊钧真的践行了这句话，他就是个“无政府主义”者。
02
那朱翊钧有没有什么兴趣爱好呢？
还是有的。
那就是——喜欢攒私房钱。
朱翊钧这辈子存下来多少私房钱呢？
这个问题虽然在史料里没有具体的数字，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个反推。
也就是看他的儿子明光宗朱常洛和孙子朱由校一共花了多少钱。
老王特意去查了一下《明光宗实录》和《明熹宗实录》中，有关朝臣请内帑（私房钱）的情况：
结果发现，从万历四十八年七月朱翊钧驾崩开始到天启二年，短短两年的时间，皇帝从小金库里拿出来的银子多达1500多万两！
分别花在了补发九边（主要是辽东）军费、修陵寝、重修三大殿等地方。
因为朱常洛即位一个月就驾崩了，他花的钱，自然是他老子留下来的；
按制，皇帝每年只有100万两的金花银当私房钱（英宗朝定的规矩），而天启二年超级巨阉九千岁魏忠贤魏公公也还没得势，所以按常理推断，朱由校花的钱也该算成爷爷朱翊钧的遗产。
通常，朝廷从正常渠道开辟的财源，只能归户、兵、工等部和太仆寺控制，朱翊钧攒了这么多私房钱，它的来路是什么呢？
答案是：通过太监！
这里就不得不说到万历朝的两大弊政——矿监和税监。（这里的税指的是商税，当然开矿也要收税，矿税也是商税的一种）
03
严格说起来，矿税制度也不是朱翊钧的发明，而是明武宗朱厚照正德朝的首创。
其实开矿这个事，明朝立国之初就大力发展过，贵州、云南、四川、广西等地也有大小不一的浅表矿。
矿工闹事的事情，明朝历史上也有，早在明英宗时期，浙江矿工叶宗留起义，最终京师三大营出动才平息祸乱。
虽然惹出了乱子，但这些好歹也是老老实实的挖矿收税。
但是事情到了朱厚照手上就变了味儿了。
朱厚照有两大宠臣——锦衣卫都指挥使江彬和钱宁。
他们俩平常为朱厚照干得最多的事情，除了抢奇珍异宝和美女送到豹房供其挥霍享乐之外，就是四处派人“开矿收税”。
正常开矿，得先探明矿产吧？
这些人却玩出了新路数。
比如，你是一个富翁，锦衣卫某天看上了你的家产，那就即刻整队，进了你的大院就开始挖，等时间差不多天黑、坑也足够大了才收队。
而临走之前，领头的不忘塞给你一份文书，上面明晃晃的四个大字很是扎眼：御准开矿！
意思就是，这是皇帝批准的条子，我们是按章办事到你们家开矿的！
虽然今天什么也没挖到，但是我们明天还会来！另外这个坑你不准自己填上去，只能由我来填！
你没办法，只能送上一大笔钱，而锦衣卫此时就会装模作样的告诉你，我这可不是巧取豪夺，这笔银子其实是你们家上交的矿税。
你以为破财消灾，事情到这里就算完了吗？
没有！
接下来锦衣卫的小队长会找两个人陪你一起回家，名义上是帮你填坑，其实进了院子就开始吹牛侃大山。
到了这个地步，你实在没办法，只能再拿上一笔钱：“两位辛苦了，拿去喝茶。”
两个小兵掂了掂手里的银子，感觉分量不轻，才会松口：“这坑你自己填吧！”
如果钱不够，那恭喜你，你就此成为俩白吃白喝的长期饭票，院里的坑也别想填！
那商税怎么收呢？
比如你在城里有一家上好的铺面，有一天你的店门口忽然站了一位面白无须的公公，他告诉你，从此以后，你的店铺升级成皇店了，专门做宫里的生意！
先别忙着高兴！
那是因为，一般皇宫向商家采办物品，称之为和买。
从制度上来说，和买应该是平价购买，宫里不占商家的便宜，商家也不赚宫里的钱。
但在实际操作中，和买能给半价，商家就该谢天谢地了；一文钱不给，那也不要奇怪；至于给全价，那简直就是祖坟冒青烟级别的存在。
因而皇店这种差事，谁摊上谁倒霉，这时候太监就会狮子大开口，问你敲上一笔钱。
这笔钱，和上面开矿立的名目是一样的，都是“税”。
看到这里你会问，那我不开店，就在街上走走，总不会有人盯着我收税吧？
事实是你太天真了。
在正德年间北方大城市里繁华的商业街上，常常会站着些衣着光鲜的店伙计，当你拿着包袱从他面前经过时，他会拦住你，口中念念有词：此土是皇开，此街是帝立，要想打此过，留下车马钱。
什么？你不交？
立刻会从四面八方围上来几个彪形大汉，把你按倒暴打一顿。
不用问，店伙计的后台又是宫里，而这种事情发展到万历年间，情形又是一变。
因为这些人已经不满足于站在街上收几个小钱儿了，他们开展了“技术创新”——直接去城门口支个摊子，只要从门口过，就得交钱！
这几笔钱，皇帝怎么花都行，直接由太监解往内承运库（皇帝的私人小金库），跟朝臣一点关系都没有，更不用上户部的账。
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开始，朱翊钧就向全国各地撒网式派出矿税太监。
矿税太监鼎盛时，差不多每个行省里都有好几套班子。
《明史·食货志》载：中使四出：昌平则王忠，真、保、蓟、永、房山、蔚州则王虎，昌黎则田进，河南之开封、彰德、卫辉、怀庆、叶县、信阳则鲁坤，山东之济南、青州、济宁、沂州、滕、费、蓬莱、福山、楼霞、招远、文登则陈增，山西之太原、平阳、潞安则张忠，南直之宁国、池州则郝隆、刘朝用，湖广之德安则陈奉，浙江之杭、严、金、衢、孝丰、诸暨则曹金，后代以刘忠，陕西之西安则赵鉴、赵钦，四川则丘乘云，辽东则高淮，广东则李敬，广西则沈永寿，江西则潘相，福建则高寀，云南则杨荣。皆给以关防，并偕原奏官往。矿脉微细无所得，勒民偿之。而奸人假开采之名，乘传横索民财，陵轹州县。
并且，朱翊钧在收税的问题上做的比朱厚照更过分。
因为朱翊钧不仅派太监去全国各地收矿税，还把黑手伸进了太仓，他把原本属于太仓收入的京杭运河漕运的榷税，纳入了他自己的腰包。
03
那朱翊钧要这么多钱干什么呢？
答案是，存着，看着好看。
虽然老王在前面给大家列了那张朱常洛和朱由校花内帑的表，但是请注意，朱翊钧虽然大肆搜刮民财，但他是个光进不出的貔貅。
太监要奏请去开矿，他可以立马同意；但内阁大学士要是奏请发内帑充实国用，不好意思，老子没钱。
以下史料来自《明史·神宗本纪二》，感受一下：
万历三十八年十一月丁卯，以军乏饷，谕廷臣陈足国长策，不得请发内帑；
万历四十五年六月丙申，畿南大饥，有司请（以矿税）振，不报；
万历四十六年九月壬辰，辽师乏饷，有司请发各省（矿）税银，不报。
万历朝遇到事情要花钱怎么办？
答案是：加田赋！
自壬辰援朝战争开始，于万历二十年加派天下田赋，至万历二十七年四月取消；
二十七年闰四月丙戌，以倭平，诏天下，除东征加派田赋。
取消完了，屁股还没热，为平播州之乱，万历二十七年十月，又加四川、湖广两省田赋；
冬十月丙戌，以播州用兵，加四川、湖广田赋。
到了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为了平灭建州女真，开始加征辽饷。
户部尚书李汝华乃援征倭、播例，亩加三厘五毫，天下之赋增二百万有奇。明年复加三厘五毫。明年，以兵、工二部请，复加二厘。通前后九厘，增赋五百二十万，遂为定额。
明明把天下民财搜刮一空，却一毛不拔，朱翊钧自私贪财到了极点。
04
朱翊钧派太监去收矿税，表面上看他自己是最大的得利者，太监们收的钱都要上交。
其实这里面的操作空间很大，很容易就被搞成了征多缴少。
油水全被太监们给吃了。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十月，山西巡抚白希绣向朱翊钧揭发，山西每年征解税银四万五千二百两，而山西地方矿税太监孙朝只向内库进供一万五千八百两，其余二万九千四百两，都被孙朝以地方州府有意拖欠的名义据为己有，这就意味着65%的税款被孙朝一个人贪污了；
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十二月，山东巡抚黄克缵向朱翊钧揭发，济南矿税太监马堂每年抽取各种税银不下二十五万两，而每年向内库缴纳的实数才七万八千两，七年之内，马堂隐匿税银一百三十万两；
广州的矿税太监李凤更是贪得无厌，从万历二十七年开始，七年之间，李凤在广州大刮地皮，共获银五千万两，而他上缴进京的银子仅有36万两......
弄到最后，真正落到朱翊钧口袋里的钱其实是不多的，但是骂名却全在他身上！
而正是因为矿税太监无所不用其极的盘剥，各地民众抗击矿税的运动风起云涌。
在一般人的印象里，民变基本都集中出现在晚明崇祯朝。
但是，各省大规模民变的发端却集中在万历朝！
试举几例：
临清民变，焚税使马堂暑，杀其参随三十四人；
武昌、汉阳民变，击伤税使陈奉；
武昌民变，杀税监陈奉参随六人，焚巡抚公署；
腾越民变，杀税监委官；
云南杀税监杨荣，焚其尸；
郴州矿贼起......
在万历朝后期，基本上每一年都有大规模的民变发生。
这些民变在没有外患的时候很好解决。
但是，大家别忘了，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后金起来了......
内忧加上外患，事情就没这么简单了。
明史学者孟森有一句非常精到的论断：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可谓至理。
参考文献：《明史》、《明实录》、文秉《定陵注略》、庞中威《定陵发掘亲历记》